口红涂到一半，船笛响了。程程对着手机黑屏抹匀，颜色没挑好，太艳，像要赴宴而不是赴死。她把盖子旋回去，指尖沾到一点红，顺手在栏杆上抹了道印子——那截锈铁顿时像被划开的动脉，醒目得刺眼。老默站在三步外，没催，也没掏枪，只是看着那抹红，想起女儿画画时打翻的颜料，忽然觉得这场任务脏得没边。
京海的风带着柴油味，吹得程程鬓角那缕头发反复贴住伤口。她抬手拨开，动作慢得像在写字楼里整理PPT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开口讲方案。老默等的就是她这口气：读书人，死到临头还端着架子，连害怕都讲究姿势。可偏偏这份“端着”让他下不去手——像看见一只淋透的猫还要踮着脚避开水洼，傻得可怜，也倔得动人。
码头灯光昏黄，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中间隔着的不是三米甲板，是两套对世界的说明书。程程那本写满条款：学历、合同、媒体公关、股价波动；老默那本只有两行——“听强哥的”“女儿得活着”。今晚强哥说“程程不能靠岸”，老默就把条款简化成“让她自己选”。他递过去的是一把弹簧刀，巴掌长，锈迹斑斑，像菜市场剖鱼的小玩意。刀把朝前，刀刃朝己，算是行规里最后的礼貌。
程程接过刀，第一反应竟是“这刀没消毒”。念头冒出来她自己都苦笑，三年牢白坐了，还改不掉职业病。她抬眼问老默：“高启强怕什么？”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会议室里那种“请用数据说话”的压迫感。老默沉默两秒，答非所问：“你走了，强哥才睡得着。”这句话像钝器，击碎了程程最后一点侥幸——原来自己不是败于阴谋，而是败于“存在本身”。她忽然理解高启强为何从不正眼看她：在野蛮人的逻辑里，讲道理的人就是活证据，证明他们的世界有多脏。
刀尖抵住脖颈时，她想起出狱那天，陈泰拍着她肩膀说“集团需要你这样干净的”，当时阳光太亮，晃得她以为真能被需要。现在明白了，“干净”在淤泥里就是原罪。血渗出来那刻，她下意识抬手去擦，结果把口红抹成一片残霞，像小时候偷用妈妈化妆品，越描越乱。老默别过脸，听见她最后一句咕哝：“妈，对不起，课本没用……”声音轻得像翻错页的纸，风一吹就散。
船离岸时，老默把刀收回口袋，用鞋底蹭了蹭甲板上的血迹，动作熟练得像清理鱼鳞。他抬头看天，黑得没一颗星，忽然觉得程程那句“课本没用”挺对——有用的话，自己怎会在这？有用的话，女儿怎会没妈？他掏出烟，点火的手抖了一下，烟掉在地上，被潮气浸得发软，像此刻心里那点说不清的悔。踩灭烟头时，他顺手把栏杆上那道口红印蹭淡了，颜色晕开，像谁哭花的妆，很快就被夜风吹得看不见。
后来警方做笔录，老默对程程只字未提。不是忠诚，是懒得解释——解释她怎么把坐牢当投名状，解释她怎么用PPT思维对抗子弹，解释她最后为何死在一把生锈的刀上。说了也没人信，信了也没人记得。京海每天消失的人比菜市场翻台的鱼还多，谁有空为一条“想干净的鱼”立案？
码头第二天照常卸货，那抹被蹭淡的口红印被晨雾打湿，彻底没了痕迹。只有老默知道，它其实还在，渗进铁锈里，像一句被吞掉的申诉，永远留在规则与野蛮的夹缝里，发不出声，也擦不干净。